主流创作转变方向新纪录运动产生纪录片进入多元化时代

发布时间:2022-09-07 01:37:08来源:kok平台在线浏览次数:1作者:kok平台登录网页

  川派纪录片空间建构主体的身份演变,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优势和浓郁厚重的人文历史优势,造就了四川丰富多彩的动植物自然资源以及多元化的人文资源。这为纪录片拍摄提供了丰厚的素材。

  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处于时代剧烈变动的时期。一切新的事物都随之迸发,各种精神和情绪也在被酝酿,这是“新”理想主义被实践的一个时代。

  社会经济转型和思想解放的社会变化使人们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同时也促进了人民精神层面的追求。

  受到西方纪实主义和美学的影响,中国电视界掀起了一股“纪实热”,紧接着也出现了一批在创作上追求“真实”的电视人。这时的四川电视人也开始自觉地尝试“纪实专题片”。

  许多具有文艺情怀的电视人致力于专题片创作,试图通过电视影像展现他们对于生活现象的经验性观察和对艺术的追求。

  从1987年开始四川电视台秉承“跟随跟随再跟随”的创作理念开始尝试创作纪录片,这一探索奠定了川派纪录片的基础,为川派纪录片的发展积累了实践经验。

  直到20世纪90年代,四川纪录片开启了属于自己真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四川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纪录片导演。

  1991年四川举办了首届国际电视节,四川电视台选送的《藏北人家》获得了当年的纪录片大奖“金熊猫奖”。

  这部纪录片的编导王海兵也因此名声大噪,随后他又创作了《深山船家》《回家》等一系列影片,在国内外频繁斩获奖项,让四川纪录片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就比如有着成都纪录片制作“三腿”之称的另外“两腿”:梁碧波和彭辉。梁碧波先后创作了《马班邮路》《一个冬天》《三节草》《婚事》等一批在业内广受好评的作品。还有成都台编导彭辉所创作的《平衡》《空山》《背篓电影院》也是极为优秀和极具影响力的作品。

  被深藏于地方社会之中的艺术、文化和社会景观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他们将视点投向少数民族、边缘人群。

  运用历史和哲理、独特的思考方式和视角、个性化的阐述形式去反映不同生存环境下人们的生活状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科技的进步发展,家庭摄影设备开始普及和流行,时代赋予纪录片革新的机遇,纪录片的创作群体规模也随之扩大。

  他们与主流划清界限,将镜头对准社会中的“边缘人群”,以反抗的姿态站在主流文化意识的对立面,许多被禁锢的题材被他们所挖掘和展现,因此他们被冠以“独立”的标签。

  这一时期的创作群体普遍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其批判焦点聚集于精英文化。与此同时,川派纪录片的创作理念也随着这场运动在国内的蔓延而开始慢慢发生转变,由精英化的人文关怀转向了大众化的独立视角。

  一些在电视台体制内的专业人士,带着不属于体制内强烈的独立精神,其思想显著地游离于体制之外,期望运用自身的独立精神,创造不同于主流意识的纪录片。

  就如时任成都电视台编导的赵刚导演,于2000年正式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独立纪录片《冬日》,也正是从《冬日》这部影片开始,赵刚导演除了电视台的选题,也正式开始了自己独立电影的创作道路。

  另外,一些完全独立于体制内的纪录片人开始进行创作,川派纪录片开始呈现出了独立化、大众化的特点。

  四川著名的艺术先锋人士唐丹鸿,于2000年正式开始了独立纪录片的制作,拍摄了试验性文化心理探索片《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影片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巨大的影响。

  唐丹鸿也凭借这部影片成为“独立记录运动”发展到后期的典型代表。马占东,四川独立纪录片的领军人物,2001年开始纪录片的创作,凭借纪录片作品《五月一天》在纪录片界名声大噪。

  生于四川乐山的青年导演邱炯炯也在2007年拍摄了自己第一部处女作纪录片《大酒楼》。2005年四川青年艺术家康世伟拍摄了一部关于四川艺术家的影片,完成了自己的纪录片处女作《再回盆地》。

  “新纪录运动”的发展,引发了纪录片的创作热潮,创作的权利不再只属于“精英们”,这是一场权利的让渡,也是一场影像革命。

  自从经济体制开始改革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逐渐发生改变,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多元复杂的消费时代。同时,与数字技术类同,网络技术也成为驱动纪录片生产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内在动力。

  这种内在动力促使纪录片的创作空间变得更加包容,建立起与传统媒介创作空间完全不同的新媒体空间。越来越多的“自媒体”涌现出来,这不仅让传统空间实现了全面的延展,还让纪录片的个性化、平民化、普泛化、多元化成为了现实。

  如今四川纪录片的创作群体身份复杂,除去专业人士外,还有一些其他职业者,他们通过手中的相机、DV、甚至手机,用镜头记录叙述身边的故事,用观察者的视角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折射出对平凡世界的尊重。

  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几名学生带着器材,深入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拍摄了一部记录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背二哥”的短片《巴山背二歌》。

  巴中市的山区道路崎岖,交通不便,当地将以人力背运物资的运货人称为“背二哥”,而背二哥在运送物资时歇脚的时候唱的山歌便叫做巴山背二歌。

  巴山背二歌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特点是用高昂的唱腔来歌唱诙谐的生活,形成一种狂野的风格。

  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实地拍摄,将巴山背二歌的原生环境和历史记忆用镜头记录下来。

  尽管作品中的场景非常简单,但画面真实质朴,让观众从作品中真实感受到这种传统山歌的悠扬和震撼,影片也透露出浓郁的人文关怀。

  西南民族大学教师陈顺强和四川师范大学教师刘广宇,参与了中国节日影像志项目,分别领头创作了关于彝族火把节和羌族领歌节的纪录片。

  纪录片《四川布拖县彝族火把节》以四川省拖县拖觉镇火把节节日过程拍摄为主线,从火把节的“节日前”“节日中”和“节日后”三个阶段,真实、客观、完整地反映了“彝族火把文化之乡”“火把节圣地”布拖县拖觉镇火把节的各个环节。

  纪录片《萨朗颂》将存留在羌民心中,以自己的民族女神——萨朗姐的美丽传说为引子,紧紧围绕引歌、接歌、对歌以及最后的歌舞狂欢等主要环节展开。

  在这一主线中有机地穿插与节日活动关联密切的传统习俗与人文生态,最终把这一节庆文化的多元化和系统性,予以较为全面、集中、生动、真实地展示出来。

  新媒体的发展使媒介构成更为多元化,并由新媒介激发出纪录片创作的可能性。具有视频拍摄功能的个人移动终端,渐渐成为了制作纪录片的新媒介。

  尤其是它的影像拍摄功能越来越强大。像素极高、功能齐全,其成像效果甚至能与专业摄像设备相比,并且,由于手机灵巧的体积和简单易懂的操作,使之具有便捷性和隐蔽性的特点,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纪录片的创作中。

  导演马占东就用手机拍摄了一部人物传记类的纪录片《蝼蚁》,这部影片讲的是一个事业有成,拥有地位、金钱和一定权力的企业家的故事,其中涉及到了主人公较为隐秘的生活片段。

  在与导演的交流过程中得知,片中某些片段是由导演随身携带的iPone-5进行拍摄完成。从最后成片中画面的稳定性和画面的清晰度来看,完全没有感受到观影的阻滞感。

  用手机拍摄纪录片昭示着纪录片个人化时代的到来,代表着纪录片的技术和表达空间变得更加多维,这也使得川派纪录片开始进入了多元混合和共语喧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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